建筑工程质量的优化设计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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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峰,众人公认的金庸笔下第一英雄,也是最具悲剧色彩的英雄之一。中国的“英雄”概念虽然更加强调个体的能力,然而在小说中道德成分(忠、孝、仁、义、礼、智、信)仍是评价英雄与否的重要指标。乔峰这位英雄所遵从的儒家传统道德思想是其悲剧的心理根源,乔峰/萧峰的双重身份令其处于背弃儒家道德的夹缝中。更进一步讲,“萧峰”代表了契丹人对于汉族文化的认同,最终造就了契丹的民族悲剧,也是汉族一直所流传的幻想――所有的入侵者都被汉族文化所同化――的悲剧注脚。悲剧;儒家传统;道德思想;契丹人;认同一、英雄乔峰乔峰,乔氏夫妇之子,父亲名乔三槐,母亲名未知。他是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主角之一,也是众多读者所公认的金庸笔下第一英雄。小说中有言:“北乔峰,南慕容”,乔峰尚未出场就已经功成名就,是名符其实的英雄。汉语中的“英雄”一词,原系“英”与“雄”合并而成的新词。“英”,本意指花。如《说文》:“英,草荣而不实者。”《尔雅・释草》:“荣而不实者谓之英。”至战国中后期,英可引申指称尧舜这样的圣贤。如《荀子・正论》:“尧、舜者,天下之英也。”再至汉代,《淮南子・泰族》则曰:“智过万人者谓之英。”《礼记・辨名记》:“德过千人曰英。”“雄”,本来指的是公鸟。《说文》:“雄,鸟父也。”后来泛指雄性动物,如《木兰诗》:“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也引申为杰出人物,《资治通鉴》:“刘备,天下枭雄。”强国,《资治通鉴》:“今数雄已灭。”“英雄”一词的使用,最早可以追溯到汉朝,《汉书・刑法志》:“(高祖)总英雄,以诛秦项。”至三国时期,英雄一词使用才较为频繁。然而已经与先秦时期强调道德完善的“圣贤”概念有所不同,其出现的时机在于“强调神圣天命、注重道德完善的‘圣贤’观念遭受严重冲击而趋于衰微的历史背景中。”[1]186相较而言,“英雄”更加强调个人才能。从《天龙八部》的描写来看,乔峰这位英雄的特质有:武功上乘;不欺负弱小、妇孺;不杀害朋友;有功于国家、帮派;智慧;守信;有礼貌;酒量好;不近女色。可见小说中的英雄虽然论及才能――武功上乘、智慧、酒量好等,但是根基仍然在于道德,核心是儒家的传统道德思想――“忠、孝、仁、义、礼、智、信”。然而这位大英雄,一出场就遇到人生的一大转折――杏子林政变。乔峰是个光明磊落、仁义智慧的汉子,不惜以自残身体的方式来化解这段危机,也愿意了解一下政变的理由,方才引出他的身世之谜。杏子林中接连出场的众多人物试图证实此乔峰并非汉人,而是三十年前诸位中原高手杀害的契丹人的儿子。并且乔峰自己也开始意识到为什么一直以来也觉得有许多奇怪的地方,如他的师父(前任丐帮帮主)汪剑通会在试他三大难题,立了七大功劳,并且在泰山大会连创丐帮强敌九人,使丐帮威震天下之后才立他为丐帮帮主。丐帮数百年来,只有他的帮主之位得来最为艰难。这些还只是众人的说辞,可以不当真,他万万没有想到,在继位的当天,汪帮主居然留下如下密信:“字谕丐帮马副帮主、传功长老、执法长老、暨诸长老:乔峰若有亲辽叛汉、助契丹而厌大宋之举者,全帮即行合力击杀,不得有误。下毒行刺,均无不可,下手者有功无罪。汪剑通亲笔。”[2]563――大宋元丰六年五月初七日为了表明自己无论是汉人还是契丹人,仍当各位是兄弟,他断刀立下的誓言――“有生之年,决不伤一条汉人性命”。[2]570从此踏上了通向死亡的不归路。二、契丹人萧峰离开杏子林后,乔峰开始追寻自己身世的真相,他的历史可以总结如下:图一乔峰/萧峰家庭历史简图从此之后,乔峰就承认自己不是乔峰,而是萧峰。萧峰,萧氏夫妇之子,父亲名萧远山,母亲名未知。萧峰复仇的对象就不仅是杀死乔氏夫妇“大恶人”,还有杀死亲生父母的“带头大哥”。萧峰逐渐触及自己历史的真相,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在背后推波助澜想要害的人竟是一个自己从未放在心上的弱女子――马夫人。马夫人害他从万人敬仰的英雄沦为人人喊打的契丹狗贼,害他误以为杀父仇人是阿朱的父亲段正淳,令他在悲愤中失手杀死阿朱――自己唯一喜欢的女人,未过门的妻子。这一切的缘由竟然是因为马夫人认为“百花会中一千多个男人,就只你自始至终没瞧我。”[2]875……“从小就是这样,要是有一件物事我日思夜想,得不到手,偏偏旁人运气好得到了,那么我说什么也得毁了这件物事。”[2]850当她有一日无意中得知萧峰的真正身世之后,就想尽办法来毁掉他。马夫人说出真相的时候,丐帮众人也在场。不过丐帮众人认为大宋的兴衰存亡、丐帮的声名荣辱都远比乔峰一个人的声名要紧,兄弟义气与此相比就是小事。萧峰自此断了想要回归丐帮、留在大宋的想法,北出关外寻找祖国。由此偶然救下辽国皇帝耶律洪基,并义结金兰。耶律洪基重视他的武功和对大宋的了解,封他为“南院大王”,为南侵大宋做准备。三、乔峰或萧峰――文化认同的悲剧“乔峰”和“萧峰”,“乔”与“萧”二字一音之差,对于主体来说却谬之千里。一个是大宋的英雄,手上已经沾满了契丹人的鲜血;一个是契丹皇后家族的后人,又救主有功,被封为“南院大王”,被寄予攻克大宋的厚望。主体体验到极大的分裂、无所适从:“我抗拒君命乃是不忠,不顾金兰之情乃是不义,但若南下攻战,残杀百姓是为不仁,违父之志是为不孝。忠孝难全,仁义无法兼顾,却又如何是好?罢,罢,罢!这南院大王是不能做了,我挂印封库,给皇上来个不别而行。却又到哪里去?莽莽乾坤,竟无我萧峰的容身之所。”[2]1732至此,萧峰成为“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礼、不智、不信”的人。最终,他选择逼迫辽国皇帝立誓“有生之年不准辽国一兵一卒侵犯大宋边界”,之后自尽身亡。乔峰的悲剧在他选择自杀这一行为中达到了顶点,他的悲剧根源不在于他的两种身份――汉人抑或契丹人,而是乔峰所坚守的汉人的儒家传统道德思想,令他在面对两种身份时感到深深的痛苦、无奈,以及自身的空无。教养他的汉人争论说因为对不起萧峰的父母,所以才要将他培养成英雄人物――去杀他父母的同胞!这是天理(符号秩序)本身的矛盾,因而这一悲剧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悲剧,更是一个民族的悲剧(民族并非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而是一种文化传递、符号秩序的传递)。汉族的忠孝仁义礼智信在一个契丹人身上实现了,他因此而亡!对于契丹人来说,学习汉族文化既带来了一时的兴盛,同时也加速了灭族的悲剧。契丹人原本是半农半牧的游牧民族,在北迁汉人的帮助下建立了如此庞大的帝国,甚至被指认辽国的第二代皇帝使得辽成为一个“真正的汉族王朝()”。[2]4《辽史・世表》自称契丹为“炎黄子孙”[4]561,汉人也是“炎黄子孙”。这一行为不应理解为契丹人和汉人有血缘关系,而应视为一种文化上的认同。也有学者研究发现契丹人深受儒家忠孝观点的影响,契丹建国后,其皇帝师法汉人皇朝,将忠孝作为维护自身统治、巩固社会秩序的手段。辽朝中期以后,忠孝逐渐成为普遍认同的道德规范。[5]85某种程度上,这种认同并不意味着契丹人愿意并且能够完全遵照汉人师父们的教导,认同总是有矛盾的一方面,这从辽国建国后即参考回鹘文创造契丹文字即可见一端。在不断倡导儒家传统道德思想的同时,辽国统治者内部却又不断地争权夺利、生死相搏,完全不顾“忠孝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准则。最终和历代汉族皇朝一样,落得政治黑暗腐朽、民不聊生、举国人民相继起义反叛。契丹人最终的悲剧结局――被女真人打败后部分族人西迁、北迁四处征战,余下接受金朝(公元1115-1234年)统治,被残杀、迁徙、同化;女真人被蒙古人打败后(契丹人在其中亦有贡献),部分契丹人或随着蒙古人征战四方、散布南北,或与元朝(公元1206-1368)治下的各族人(包括汉族人)通婚、共同生活。且契丹人在选择联姻对象上“并未表现出对本族群的认同,反而是功利心强烈。”[6]52契丹人逐渐溶于中国各民族之中,从此不复有“契丹”这一单独的民族主体存在。这是汉族一直所流传的幻想――所有的入侵者都被汉族文化同化了――的破灭,因为他们已经不顾及儒家倡导的血缘关系、长幼尊卑、忘记了祖宗;但同时也是成功,因为他们已经符号性地杀掉了自己的祖宗同胞。参考文献[1]刘志伟.中国古典“英雄”概念的起源[].中州学刊,2012(2).[2]金庸.天龙八部(新修版)[].广州:广州出版社,2002.[3]转引自:.-.,,,907-1125,Pp,..,,1949.[4]许嘉璐.二十四史全译――辽史[].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5]宋德金.辽金人的忠孝观[].史学集刊,2004(4).[6]苏鹏宇.蒙元时期契丹人研究[].西北师范大学,2010.